后疫情时代灵活就业的两难，如何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6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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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方面，制造业招不到人，对年轻人而言渐渐失去吸引力，甚至给技术培训也留不长；另一方面，他们被吸引到那些相对来说赚钱快、但缺乏保障的外卖、快递等行业。有些人认为年轻人的价值取向问题，甚至“态度”问题，但确切地说，要谈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灵活就业，关键首先要把劳动者当人看，而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器零件。要允许人们自主发挥创造性，他们才有机会给你带来惊喜。

在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它对人们真正的威胁就不再是公共卫生问题了，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之所以不顾疫情形势，急切地想要复工，也无非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毕竟没有哪个总统能在经济下行之际顺利连任的。相比之下，中国复工复学的状况要好得多，但就业形势同样严峻，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深化“放管服”（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改革，极大激发市场活力，释放便民利企红利，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产业全新转型，支持非全日制就业。

这释放了什么信号？毫无疑问，是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也意味着中国从制造业为重的“世界工厂”，向更注重创新的领域进发。因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新兴产业需要灵活捕捉碎片化的市场机会点，往往还要为其度身定做，这就很难像大工业生产那样采取大规模的严密生产组织，而是以分散的小团队创新为取向。

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早在1980年代就出现的新趋势，是对此前的工业时代精神的“逆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带来了稳定的社会关系，也使普通工人能通过长期雇佣关系跻身主流的中产阶层，但到了后工业时代，原先的生产模式却显露出一个基本弱点，那就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都是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连生产者本身都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其结果，对更突出自我个性的年轻一代来说，非但这样的制成品被视为廉价货色，所谓的“稳定工作”也因其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而越来越失去吸引力。日本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中，曾以“一亿总中流”（全国一亿人都跻身中产）自豪，但在1980年代后，年轻人却对父辈曾向往的“工薪人士”（日本生造了一个词叫“salaryman”）不无鄙视，宁可去打零工，换得时间和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总结了这种后工业社会格外推崇的“创新人”（homo creativus）：以短期关系为取向、很低的机构忠诚度、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在这样的文化价值坐标下，一个稳定的机构反倒会被投资人视为脆弱的、没有创新能力或不能灵活调整，雇员被看重的也不是持续、稳定的技能，而是不断开创新机会点、灵活组合并应对任何新出现的状况。

这一转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生产过剩”又普遍富裕）时自然发生的：新的一代更注重个性化、厌弃那些“没有创造性”的重复劳动，宁可少拿点钱也愿意去从事那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对已经衣食无忧的一代来说，工作并不仅仅是养家糊口，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正因此，社会的创造性才能更充分地被激发出来，以往那种千篇一律的产品已经无法满足市场了。然而，这也意味着以往那种充分就业、靠自己努力就能奋斗到中产的梦想褪色了，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市场上，多是那种缺乏稳定和劳动条件保障的“灵活”就业。

在2016年上映的日剧《重版出来》中，新人东江绢放弃其它工作机会，而想要投身漫画行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她的父母因而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是不是找工作不太顺利啊？”

“打零工不也挺好吗？”

“那可不行，怎么说也是上过大学的，至少普通地找份工作，普通地结婚。”

“现在这些都不是那么普通的了，而是奢侈。”

这是后工业时代“灵活就业”的两难：一方面，无论你自己愿意与否，“找份稳定的普通工作”已经是奢望了，通过打零工维持生活，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具创造性的活动上是唯一出路；另一方面，这在给你自由、释放你创造力的同时，也将你推入一个更不确定、风险自负的境地。

事实上，这在欧美和日本都造成了年轻人群的分化，以至于新一代的贫困化率在各国都比父辈有所升高了，因为“灵活就业”虽然对少数极具创造性的精英而言是好事，也让企业卸下了承担福利的包袱，但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却首先意味着缺乏长期稳定的收入和保障。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些方面无疑要滞后一拍，但类似现象在国内也早已开始显现。首先是2015年左右越来越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便打折促销，消费者也不像以前那样买账了；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自我个性和独特性，愿意为创意买单，年轻一辈也开始显露出对重复性劳动的厌弃——虽然新冠疫情之下，很多人恐怕再次感受到了“稳定”的重要性，但年轻人中已经很少有人觉得一份工作能干一辈子了。“灵活就业”并不就是“创意经济”，但就像日本年轻人中兴起的“打零工”现象一样，这无疑与新经济形态高度相关。

与发达社会相比，中国当下的“放管服”虽然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构转型必需的，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和就业无疑不乐观，尊重市场经济的逻辑，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推动灵活就业，当然有利于经济；但在中国一贯的治理逻辑中，这还不仅仅是经济而已——因为“救经济”其实是“救民生”，如果大量劳动力无法就业，这在长期来看势必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就回到问题的本源了：原先为何对非全日制的灵活就业监管严格？说到底，这类灵活就业非常零碎、又在单位制度之外，相比起大工业生产，似乎对经济的拉动也很有限，这也很自然地被视为“不好管”的麻烦，从管理者的视角而言本身就是不可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放开，倒不如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灵活就业好歹也是“就业”，对实现充分就业肯定有所帮助，如果完全失业，那才更是不安定因素。

但对这些依靠灵活、创新推动的前沿领域，仅仅靠松绑还不行，因为机会往往出现在市场的前沿细节之中，依靠分散的小团队捕捉、应对，这就很难像大工业生产那样组织、管理。管得太宽太严势必难行，甚至有可能“一管就死”，因为这些小团体“灵活”的另一面是抗风险能力更低。

无论这些设想有多好，最终政策还是要落实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反应才是成败的关键。近些年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方面制造业招不到人，对年轻人渐渐失去吸引力，甚至给技术培训也留不长；另一方面，年轻人被吸引到那些相对来说赚钱快、但缺乏保障的外卖、快递等行业。

有些人认为这源于年轻人的价值取向问题，甚至“态度”问题，但确切地说，要谈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灵活就业，关键要把劳动者当人看，而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器零件。要允许人们自主发挥创造性，他们才有机会给你带来惊喜。

如果要期望灵活就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那么在松绑之外，还需要政府转变思路，变管理为服务，才能切实推动创意经济。不仅如此，制造业产能过剩、技术升级、产业转移，都意味着“世界工厂”所能吸纳的劳动力将会有所减少，在这样严峻的挑战下，如果要想更进一步布局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那么就不能仅仅将这些新增长点视为是锦上添花的“补充”，而必须将之作为未来方向予以扶持，才能真正变成释放社会活力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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